1923年8月17日，上海码头。
汽笛响了一声，码头上顿时乱成一锅粥。
汪昭站在甲板上，手扶着栏杆，看着下面乌泱泱的人群。送别的人往前挤，被警察拦住；船上的人往下探身子，恨不得把脖子拉长一尺。有人在喊名字，有人在哭，有人举着相机拼命按快门。
纸带从岸上抛过来，一头在送别的人手里，一头飘向船上。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千万条彩带在空中飞舞，像一座座脆弱的桥，架在船和岸之间。
这是远洋邮轮启航时的老习俗了。纸带最后会断掉，象征离别不可避免。洋人发明的，后来传到中国，留学生出国都这么送。
汪昭在人群中找到了父亲。
汪仲和穿着灰色长衫，站在最前排，手背在身后，没有挥手，没有喊叫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她。
母亲方蕙站在他旁边，手帕己经湿透了。隔得太远，听不清她在说什么，但汪昭猜得到——写信回来，好好吃饭，别舍不得花钱。
汪昭鼻子一酸。
她前世三十六岁，做了十五年生意，什么场面都见过。她以为自己早就过了想家的年纪。
但此刻她发现，有些东西跟年纪没关系。
船缓缓离岸。
纸带一根根绷紧，一根根断裂，飘落在浑浊的江水里。
岸上的人影越来越小。母亲的手帕成了一个白点。父亲的长衫融进了人群的颜色里。
汪昭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进船舱。
她没有回头。
她的舱位在二等舱，两个人一间。
室友比她先到，己经收拾妥当了。圆脸，两条辫子，穿一件淡蓝色旗袍，外罩米白色羊毛开衫，看着挺利落。
“你好，”圆脸姑娘站起来，笑着说，“我叫张幼仪，南京人。你叫什么？”
汪昭愣了一下。
张幼仪？徐志摩那个？
但她很快反应过来——民国时期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，不一定就是那一位。就算是，跟她也没什么关系。
“汪昭，扬州人。”
“扬州？”张幼仪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小时候去过，瘦西湖真好看。”
“嗯。”汪昭把皮箱放到床铺上，“你去美国念什么？”
“教育。我想当老师。你呢？”
“数学。”
“数学？”张幼仪有点意外，“女孩子学数学，很少见。”
“我爹说我脑子还行。”
张幼仪笑了笑，没有再问。
头两天，汪昭晕船晕得厉害。
她躺在床上，感觉整个房间都在摇晃，天花板一会儿压下来，一会儿升上去。张幼仪给她倒了杯热水，又帮她找船医要了晕船药。
“我第一次坐船也这样，”张幼仪说，“习惯了就好。”
第三天，汪昭终于能站起来了。
她走上甲板，发现世界变了。
海水不再是黄色的。它变成了一种很深很深的蓝，蓝得发黑。海鸥跟着船尾飞，偶尔有飞鱼跃出水面，在阳光下闪一下就不见了。
甲板上人不少。有人散步，有人看书，有人躺在椅子上晒太阳。几个男生在玩抛沙袋，闹哄哄的。
汪昭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靠着栏杆，看着海。
她想起前世。想起上海黄浦江畔的落地窗，想起三十六岁生日那晚的红酒，想起那部没看完的民国剧。
那部剧里，有一个人叫楚材。
匹兹堡大学。矿业系。蒋介石的秘书。自杀。
她当时只觉得这是个悲剧角色，看完就过了。
现在呢？
现在她和他站在同一片海上。也许此时此刻，他正在匹兹堡的某个地方，看书、走路、吃饭、睡觉。他不知道她的存在，不知道有一个来自一百年后的人，知道他的全部命运。
汪昭叹了口气。
海风吹在脸上，咸腥，潮湿，冰凉。
船在神户停了半天。
留学生们呼啦啦全下去了。有的买东西，有的寄信，有的就是想在地面上踩一踩。汪昭也跟着下去了。
神户的码头和上海差不多，一样的吵，一样的乱。不同的是街上的招牌——日文的汉字混着假名，看得懂一半，看不懂一半。
汪昭找了家邮局，买了一张明信片，趴在柜台上写：
父亲母亲大人：
船己行至日本神户，一切安好，勿念。
室友张幼仪是个好相处的姑娘。
到了美国再写信。
女儿 昭 拜上
她想了想，又在后面加了一行：
娘，我会好好念书的。
把明信片塞进邮筒，听到“咚”的一声，心里踏实了一些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海天一色，怎么看都一个样。
汪昭渐渐习惯了船上的生活。早上起来去甲板散步，上午在舱里看书，下午和留学生们聊天，晚上听着海浪声睡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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